第一百八十三章
斗茶起源
最早有文献记载,斗茶起源于唐代建州,在《云仙杂记》的《记事珠》中有记载:“建人谓斗茶为茗战”
斗茶发展
在宋代,苏东坡就已有“岭外惟惠俗喜斗茶”的记述。此俗直至民国年间依然在惠城中盛行。斗茶是在品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品茶也称品茗,由主人邀请三五知己,将泡好的茶,盛在小酒杯一样大小的茶盅内,像饮酒那样细细品尝。斗茶则与此不同。斗,惠州话有争斗的意思,也有在争斗中逞强获胜之意。当时一个文化水平较高的私塾老师曾以“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来概括斗茶的涵义。
宋代是极其讲究茶道的时代,上起皇帝,下至士大夫,无不好此,并着书立说,加以理论化。如风雅皇帝宋徽宗赵佶撰《大观茶论》,蔡襄撰《茶录》,黄儒撰《品茶要录》……社会上一些文人雅士也流行一种“斗茶”的生活情趣。据宋、明人写的笔记记述,斗茶内容大致包括以下三方面:斗茶品、行茶令、茶百戏。
斗茶源于唐,而盛于宋。它是在茶宴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风俗。三国吴孙皓“密赐茶荈以代酒”。这是以茶代酒宴请宾客的开始,但尚不是正式茶宴。东晋大将军桓温每设宴,“唯下七奠茶果而已”。(《晋书·桓温传》)这当是茶宴的原型。南北朝时,“每岁吴兴、毗陵二郡大守采茶宴于此。”(山谦之《吴兴记》)。“茶宴”一词正式出现。唐代贡茶制度建立以后,湖州紫笋茶和常州阳羡茶被列为贡茶,两州刺史每年早春都要在两州毗邻的顾渚山境会亭举办盛大茶宴,邀请一些社会名人共同品尝和审定贡茶的质量。唐宝历年间,两州刺史邀请时任苏州刺史的白居易赴茶宴,白因病不能参加,特作诗一首《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各作一家春。青娥递午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白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表达了对不能参加茶山盛宴的惋惜之情。宋代茶宴之风盛行,与最高统治者嗜茶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宋徽宗对茶颇有讲究,曾撰《大观茶论》二十篇,还亲自烹茶赐宴群臣,蔡京在《大清楼特宴记》、《保和殿曲宴记》、《延福宫曲宴记》中都有记载。如《延福宫曲宴记》写道:“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己,召宰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拂,少顷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淡月,顾诸臣日:此自布茶。饮毕皆顿首谢。”当时,禅林茶宴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径山寺茶宴。浙江天目山东北峰径山(今浙江余杭市境)是山明水秀茶佳的旅游胜地和着名茶区,山中的径山寺建于唐代。自宋至元有“江南禅林之冠”的誉称,每年春季都要举行茶宴,品茗论经,磋谈佛理,形成了一套颇为讲究的礼仪。径山寺还举办鉴评茶叶质量的活动,把肥嫩芽茶碾碎成粉末,用沸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就是在这里创造的。
共13张
斗茶表演
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日本南浦昭明禅师来径山寺求法,前后五年学成回国,将径山寺茶宴仪式传到日本,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了“以茶论道”的日本茶道。茶宴的盛行,民间制茶和饮茶方式的日益创新,促进了品茗艺术的发展,于是斗茶应运而生。五代词人和凝官至左仆射、太子太傅,封鲁国公。他嗜好饮茶,在朝时“牵同列递日以茶相饮,味劣者有罚,号为“汤社”(《清异录》)。“汤社”的创立,开辟了宋代斗茶之风的先河。不过,斗茶的产生,主要出自贡茶。一些地方官吏和权贵为了博得帝王的欢心.千方百计献上优质贡茶,为此先要比试茶的质量。这样,斗茶之风便日益盛行起来。正如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所说:“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苏轼《荔枝叹》也说:“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渭)后蔡(襄)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斗茶之风从贡茶产地兴起以后,不仅在上层社会盛行,后来还普及到民间。唐庚《斗茶记》记其事道:“政和二年(1112年)三月壬戍,二三君子相与斗茶于寄傲斋。予为取龙塘水烹之,而第其品。以某为上,某次之。”斗茶,常常是相约三五知己,各取所藏好茶,轮流品尝,决出名次,以分高下。
文化链接
概述
惠州人“食茶”的历史同样也很古远。东晋裴渊的《广州记》说:“酉平县出皋卢,茗之别名,叶大而涩,南人以为饮”,这酉平县即为后之归善县,古属惠州。所谓“皋卢”也就是苦艼茶。而陆羽的《茶经》也有单道开“所饮茶苏而已”的记载,单为敦煌人,晋升平元年(357)落户罗浮。他既要饮茶,自然得种茶,说惠州种茶最迟始于晋代,大致不谬。
茶的普及是在唐代以后,这与佛教的兴盛颇有关系。唐人《封氏闻见记》便说南方的寺僧“习禅务于不寐,又不餐食,皆许其饮茶。人身怀挟,到处煮炊,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有一点他还没说:僧人视茶为“不发”(抑制性欲)之药,以为饮之有助屏绝尘念。总之,“茶佛一味”,唐代寺观众多的罗浮山盛行种茶和饮茶,是情理中事。《全唐诗》载有胡宿的《冲虚观》诗,谓“茗园春嫩一旗开”,可见罗浮山在唐代已有茶园。李翱于唐元和四年(809)知循州,他的《解惑》文则说王野人移居罗浮,“积十年,及构草堂,植茶成园,犁山田三十亩以供食”,那时的茶园已是颇具规模。
到了北宋,“斗茶”已成惠州民间习俗,这又有东坡的诗文为证。东坡游罗浮,品尝了景泰禅师的卓锡泉,作《记》说:“岭外唯惠人喜斗茶,此水不虚出也!”在惠州他也种茶,有《种茶》诗:“紫笋虽不长,孤根乃独寿。移栽白鹤岭,土软春雨后。”紫笋,古茶名,有人释为“紫色的竹笋”,那是望文生义。还有一首有名的《汲江煎茶》诗,首联云:“活水还须活火煎,自临钓石取深清”,如今“钓石”尚存,就在桥东沿江路边,只是已无“清深”可取,难再见坡翁当年“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的情景了。稍后,唐庚贬惠州,作《斗茶记》,说:“二三君子相与斗茶于寄傲斋,予为取龙塘水烹之而第其品。以某为上,某次之,某闽人其所赍宜尤高,而又次之。然大较皆精绝”。寄傲斋和龙塘,故址在今之子西岭;“赍宜”,携来佐茶的菜肴(一说是用作调味用的姜蒜葱韭等碎末)。惠人“斗茶”的情形,于此约略可见。一个“烹”字,更说明那时所“斗”之茶,非如今冲泡式的功夫茶。东坡诗谓“薄薄酒,胜茶汤”,叫茶汤,是因为当中除茶叶外,还有其他配料如姜葱椒盐米豆油麻等。享用这种连渣带水煎烹而成的茶汤,古人说“喝”,惠州话说“食”,都不为无理“采茶作饼,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芼之”,这种见载于汉末的喝茶方法,据说延至宋代后便逐渐消失,其实未必尽然。旧属惠州的海陆丰地区流传着一首竹枝词:“辰时餐饭已餐菜,牙砵擂来响几家。厚薄人情何处见?看他多少下芝麻。”这里说的擂茶,是惠东汕尾等地至现代仍保留着的古老喝茶习俗,有客至或是喜庆事,必擂茶以示隆重。生小孩满月,谓之“满月茶”;建新房上梁,谓之“上梁茶”;亲家母头一回上门商议儿女嫁娶事宜,少不了又要擂“亲家茶”。茶的配料虽因具体条件而有所变化和不同,故有咸茶、菜茶、药茶等众多名目,烹制的方法却与上述古法大体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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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有文献记载,斗茶起源于唐代建州,在《云仙杂记》的《记事珠》中有记载:“建人谓斗茶为茗战”
斗茶发展
在宋代,苏东坡就已有“岭外惟惠俗喜斗茶”的记述。此俗直至民国年间依然在惠城中盛行。斗茶是在品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品茶也称品茗,由主人邀请三五知己,将泡好的茶,盛在小酒杯一样大小的茶盅内,像饮酒那样细细品尝。斗茶则与此不同。斗,惠州话有争斗的意思,也有在争斗中逞强获胜之意。当时一个文化水平较高的私塾老师曾以“较筐箧之精,争鉴裁之别”来概括斗茶的涵义。
宋代是极其讲究茶道的时代,上起皇帝,下至士大夫,无不好此,并着书立说,加以理论化。如风雅皇帝宋徽宗赵佶撰《大观茶论》,蔡襄撰《茶录》,黄儒撰《品茶要录》……社会上一些文人雅士也流行一种“斗茶”的生活情趣。据宋、明人写的笔记记述,斗茶内容大致包括以下三方面:斗茶品、行茶令、茶百戏。
斗茶源于唐,而盛于宋。它是在茶宴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风俗。三国吴孙皓“密赐茶荈以代酒”。这是以茶代酒宴请宾客的开始,但尚不是正式茶宴。东晋大将军桓温每设宴,“唯下七奠茶果而已”。(《晋书·桓温传》)这当是茶宴的原型。南北朝时,“每岁吴兴、毗陵二郡大守采茶宴于此。”(山谦之《吴兴记》)。“茶宴”一词正式出现。唐代贡茶制度建立以后,湖州紫笋茶和常州阳羡茶被列为贡茶,两州刺史每年早春都要在两州毗邻的顾渚山境会亭举办盛大茶宴,邀请一些社会名人共同品尝和审定贡茶的质量。唐宝历年间,两州刺史邀请时任苏州刺史的白居易赴茶宴,白因病不能参加,特作诗一首《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各作一家春。青娥递午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白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表达了对不能参加茶山盛宴的惋惜之情。宋代茶宴之风盛行,与最高统治者嗜茶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宋徽宗对茶颇有讲究,曾撰《大观茶论》二十篇,还亲自烹茶赐宴群臣,蔡京在《大清楼特宴记》、《保和殿曲宴记》、《延福宫曲宴记》中都有记载。如《延福宫曲宴记》写道:“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己,召宰执亲王等曲宴于延福宫,……上命近侍取茶具,亲手注汤击拂,少顷白乳浮盏面,如疏星淡月,顾诸臣日:此自布茶。饮毕皆顿首谢。”当时,禅林茶宴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径山寺茶宴。浙江天目山东北峰径山(今浙江余杭市境)是山明水秀茶佳的旅游胜地和着名茶区,山中的径山寺建于唐代。自宋至元有“江南禅林之冠”的誉称,每年春季都要举行茶宴,品茗论经,磋谈佛理,形成了一套颇为讲究的礼仪。径山寺还举办鉴评茶叶质量的活动,把肥嫩芽茶碾碎成粉末,用沸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就是在这里创造的。
共13张
斗茶表演
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日本南浦昭明禅师来径山寺求法,前后五年学成回国,将径山寺茶宴仪式传到日本,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发展了“以茶论道”的日本茶道。茶宴的盛行,民间制茶和饮茶方式的日益创新,促进了品茗艺术的发展,于是斗茶应运而生。五代词人和凝官至左仆射、太子太傅,封鲁国公。他嗜好饮茶,在朝时“牵同列递日以茶相饮,味劣者有罚,号为“汤社”(《清异录》)。“汤社”的创立,开辟了宋代斗茶之风的先河。不过,斗茶的产生,主要出自贡茶。一些地方官吏和权贵为了博得帝王的欢心.千方百计献上优质贡茶,为此先要比试茶的质量。这样,斗茶之风便日益盛行起来。正如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所说:“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苏轼《荔枝叹》也说:“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渭)后蔡(襄)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斗茶之风从贡茶产地兴起以后,不仅在上层社会盛行,后来还普及到民间。唐庚《斗茶记》记其事道:“政和二年(1112年)三月壬戍,二三君子相与斗茶于寄傲斋。予为取龙塘水烹之,而第其品。以某为上,某次之。”斗茶,常常是相约三五知己,各取所藏好茶,轮流品尝,决出名次,以分高下。
文化链接
概述
惠州人“食茶”的历史同样也很古远。东晋裴渊的《广州记》说:“酉平县出皋卢,茗之别名,叶大而涩,南人以为饮”,这酉平县即为后之归善县,古属惠州。所谓“皋卢”也就是苦艼茶。而陆羽的《茶经》也有单道开“所饮茶苏而已”的记载,单为敦煌人,晋升平元年(357)落户罗浮。他既要饮茶,自然得种茶,说惠州种茶最迟始于晋代,大致不谬。
茶的普及是在唐代以后,这与佛教的兴盛颇有关系。唐人《封氏闻见记》便说南方的寺僧“习禅务于不寐,又不餐食,皆许其饮茶。人身怀挟,到处煮炊,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有一点他还没说:僧人视茶为“不发”(抑制性欲)之药,以为饮之有助屏绝尘念。总之,“茶佛一味”,唐代寺观众多的罗浮山盛行种茶和饮茶,是情理中事。《全唐诗》载有胡宿的《冲虚观》诗,谓“茗园春嫩一旗开”,可见罗浮山在唐代已有茶园。李翱于唐元和四年(809)知循州,他的《解惑》文则说王野人移居罗浮,“积十年,及构草堂,植茶成园,犁山田三十亩以供食”,那时的茶园已是颇具规模。
到了北宋,“斗茶”已成惠州民间习俗,这又有东坡的诗文为证。东坡游罗浮,品尝了景泰禅师的卓锡泉,作《记》说:“岭外唯惠人喜斗茶,此水不虚出也!”在惠州他也种茶,有《种茶》诗:“紫笋虽不长,孤根乃独寿。移栽白鹤岭,土软春雨后。”紫笋,古茶名,有人释为“紫色的竹笋”,那是望文生义。还有一首有名的《汲江煎茶》诗,首联云:“活水还须活火煎,自临钓石取深清”,如今“钓石”尚存,就在桥东沿江路边,只是已无“清深”可取,难再见坡翁当年“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的情景了。稍后,唐庚贬惠州,作《斗茶记》,说:“二三君子相与斗茶于寄傲斋,予为取龙塘水烹之而第其品。以某为上,某次之,某闽人其所赍宜尤高,而又次之。然大较皆精绝”。寄傲斋和龙塘,故址在今之子西岭;“赍宜”,携来佐茶的菜肴(一说是用作调味用的姜蒜葱韭等碎末)。惠人“斗茶”的情形,于此约略可见。一个“烹”字,更说明那时所“斗”之茶,非如今冲泡式的功夫茶。东坡诗谓“薄薄酒,胜茶汤”,叫茶汤,是因为当中除茶叶外,还有其他配料如姜葱椒盐米豆油麻等。享用这种连渣带水煎烹而成的茶汤,古人说“喝”,惠州话说“食”,都不为无理“采茶作饼,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桔子芼之”,这种见载于汉末的喝茶方法,据说延至宋代后便逐渐消失,其实未必尽然。旧属惠州的海陆丰地区流传着一首竹枝词:“辰时餐饭已餐菜,牙砵擂来响几家。厚薄人情何处见?看他多少下芝麻。”这里说的擂茶,是惠东汕尾等地至现代仍保留着的古老喝茶习俗,有客至或是喜庆事,必擂茶以示隆重。生小孩满月,谓之“满月茶”;建新房上梁,谓之“上梁茶”;亲家母头一回上门商议儿女嫁娶事宜,少不了又要擂“亲家茶”。茶的配料虽因具体条件而有所变化和不同,故有咸茶、菜茶、药茶等众多名目,烹制的方法却与上述古法大体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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