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七章 风云变幻
当刘建业和自己的部下正在四川三峡一带进行整训的时候,国际和国内的形势正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
7月,日本的第二届近卫内阁制定《基本国策纲要》,提出建立“以皇国(日本)为核心,以日满华牢固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确立包括整个大东亚的经济协同圈”。同年8月1日,日本内阁外务大臣松冈洋右首次使用“大东亚共荣圈”一词。被列入“共荣圈”的国家和地区有:中国、朝鲜、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属印度(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以及太平洋的许多岛屿。
8月20日开始,在华北地区敌后作战的八路军以129师、120师部队为主,在彭副总司令的亲自指挥下,向华北的日军部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主动进攻战,号称“百团大战”。
同样在8月,由原陕西的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改编而成的第4集团军在孙总司令的率领下,从驻地山西中条山出发,派出部队在同蒲路南段沿线,深入敌后分散游击,破坏铁路、公路,使敌交通干线不能正常运行。孙部防守中条山两年多,以伤亡两万余人的代价,先后十一次粉碎了日军的扫荡,大量杀伤了敌人。日军牛岛之二十师团在中条山与孙部对战,曾先后补充新兵十九次。日军称中条山为其华北战场上的盲肠,山西百姓则把第4集团军称为“中条山铁柱子”。
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缔结军事同盟条约。日本内阁首相近卫公爵在枢密院中解释说:“这一轴心关系的建立,德国将更加强协助日本劝导苏俄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并可以威吓美国,使之不敢轻举妄动。”
10月4日,前进到江苏江北地区的新四军部队在陈,粟的指挥下在姜堰的黄桥地区与国民政府江苏省政府韩主席的部队第89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战至次日夜,第89军败退到兴化。
10月13日,德、意、日缔结军事同盟条约后两周,德国外长李宾特罗甫(Ribbentrop)即致函斯大林重申其一年前曾经表示过的见解─即德国以德日及德俄友好关系,愿见日俄间现存歧见的消除,并表示欢迎莫洛托夫前来柏林商谈世界全局问题,因为「我们的元首(希特勒)认为采取一项久远的政策,并以划定俄、德、意、日四国的全球利益范围的办法,导其人民的未来发展於正轨,似乎是四国的历史性任务」。
10月22日,斯大林复信德外长「同意在永久不变的基础上以划分相互间的势力范围,是可以改善我们这些国家关系的」;并且表示在原则上不反对日本意大利参加这一联合讨论。
11月12日,莫洛托夫遵奉斯大林的命令,抵达柏林,与德外长会谈。11月12日李宾特罗甫与莫洛托夫初次会谈时,李氏检讨世界全盘形势,以及德义决不允许英国再有涉足欧洲大陆的信念与决心后,即郑重表示:在苏俄与轴心国家关系上日俄的关系是必需经由外交途径首先予以澄清的。最后李又进一步表示愿意与莫洛托夫交换对中日问题的见解,莫洛托夫因即表示他是同意李氏所谓中日和谐有利世界各国利益之说法的,但以为日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观念太模糊了。
11月12日,希特勒与莫洛托夫的会谈结论中,莫洛托夫又郑重的表示:苏俄对於参加德意日三国公约的邀请,在原则上是可以接受的,「但三国公约的目的与旨趣必须首先予以极严格的界说,特别是因为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
11月13日,莫洛托夫与李宾特罗甫继续会谈「不列颠帝国的大清算工作」,在如何划分势力范围问题上,李宾特罗甫提出德国计划,同时李氏又再三强调在达成签订日俄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上,日本当可愿意承认外蒙古与新疆是苏俄势力范围的。莫洛托夫接到德国提出的草案后,即返回莫斯科报告斯大林详细研究。
11月26日,莫洛托夫将俄国的对案提交德国驻俄大使。按照苏俄提出对案,苏俄企图以欧洲罗马尼亚和保加尼亚边境一直到亚洲的印度和缅甸边境为其势力范围,这是完全超越德国原案范围的,在两大极权野心国家无餍的利欲之争情势下,希特勒遂将俄国对案搁置不复。
11月30日,日本与汪伪政府在南京签订“日华基本关系条约”及条约的附属议书。条约共9条,其内容有:日汪共同防共;同意日本军队驻扎华北一带;共同开发国防资源并向日本提供方便条件;日本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和放弃租界,中国开放本国领土供日本人居住和营业等等。同时还签订了《附属者定书》、《关于附属者定书的谅解事项》、《附属秘密协约》、《附属秘密协定》等。
同日,日汪伪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日本驻汪伪政权“大使”阿部信行和“满洲国”参议长臧式毅在南京签订《日满华共同宣言》,又称“日满汪共同宣言”。主要内容为:为建设东亚新秩序,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善邻友好,紧密提携,形成东亚永久和平之轴心;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根据宣言宗旨,迅速缔结有关协定等。同日,日本政府发表关于“日华基本关系条约”和“日、满、华(汪伪)共同宣言”的公报,宣布正式承认汪伪政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和“满洲国”政府也相互承认。
“这一个个的消息,看上去对于我们来说,总体上是越来越不利了。”看着供军内高级将领传阅的情报文件,杨参谋长面露忧虑。
“归根结底,我们都要坚定地相信一件事情,那就是这场和日本之间的战争,胜利者绝对不会是日本。凡是看不出来这个问题的人,都只能说他的战略眼光实在有限。”刘建业对于这些世界的风云变化,是根本不稀奇的,因为他知道只要美国和苏联一旦加入这场战争,那么德国和日本就必然会失败。如何为自己的祖国在这场战争里争取最大化的利益,才是他现在所感兴趣的。
“还有这个苏俄,他们居然也和日本人眉来眼去的,真是很难理解。”杨参谋长说道。
“这并不难理解,利益是这一切问题的关键。英国人说得好,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对于苏俄来说,原先他们支持中国,目的并不是真地想要让我们强大起来,而只是想要利用我们的力量来牵制和削弱日本,使日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威胁到他在远东的利益和势力范围。正如同他们在欧洲可以和德国人联手瓜分东部欧洲一样的道理。只要对自己的利益有好处,他们是不会介意和恶魔一起携手的。中国对于他们来说,既是他们可以利用的一个棋子,也是他们的目标之一。别忘了,他们的大量军队现在还驻扎在我们的外蒙古。”刘建业一如既往的没有对苏俄表现出任何的好感,虽然,现在他的部队里既装备有一些苏俄援助的武器,又配备了一些苏俄红军来的军事顾问。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真的是十分精辟。”杨参谋长接着说道。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不依靠着什么意识形态来维系,也不是依靠什么所谓的特殊感情来支持,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利益。我们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弱国,一个穷国,在那些西方的列强眼里,我们只是他们的工具和猎物。只要他们的利益需要,他们可以随时把我们丢弃掉。可是我们却不能轻易得这么做。所以,我们虽然已经和日本打了超过三年的战争,但是却一直没有正式的向日本宣战。”刘建业说。
“这的确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说白了,这一点都不稀奇。我们现在的战争机器要想继续维持下去,就必须不断地从西方国家那里获得各种援助和物资。如果,现在我们就正式向日本宣战,那么,不用多久,那些西方的所谓中立国家马上就会以所谓的保持中立地位为借口,切断我们的海外供应路线。在他们的眼里,我们是无足轻重的,日本才是不能够得罪的。”对这个问题,刘建业也是想了不少时间才明白的。
“照着眼前的局势发展下去,恐怕不久以后,那些苏俄的援助也会断绝的。”
“那是肯定的。中国的命运最终还是需要我们自己来拯救,依靠外人只能是一种幻想。不过,最多一年多,我们就不会这么孤立了。”刘建业对此倒显得并不担心。
“真的吗?你有什么依据?”杨参谋长的兴趣被刘建业的话吊了起来。
“感觉,完全是感觉。”刘建业突然发觉自己好像说得太多了,连忙掩饰。
送走了杨参谋长,刘建业突然想起来,既然百团大战已经打响了,那么皖南事变就不远了。
正如刘建业所担心的那样,国民政府方面的《中央日报》,《扫荡报》等媒体上面最近都是连续不断的刊登文章,要求新四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撤退到黄河以北。而从新20军在重庆的办事处传回来的消息,《新华日报》上面则是不断的刊出文章和社论,认为国民政府的要求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只要是有心人,都能从双方的文章里闻出很重的火药味道。
“无论如何,不管是国军,还是新四军,八路军,现在都是中国的国防力量。在此大敌当前之际,如果发生内部自相残杀,兄弟相煎的事情,只能是白白的便宜了日本人。”刘建业想到这里,提起笔来,写了一封信,封上了口。
“黄峰,你把这封信交给我们自己家的往南昌走的商队,让他们把这封信尽快亲自交到南昌警备司令部的王参谋,就是夫人的弟弟手上。记住,一定要明确的交代他们务必亲手交给王参谋。”刘建业叫来了黄峰,对他说。
“好的,少爷放心,我一定办好。”黄峰拿着信,走了出去。
黄峰走了以后,刘建业摸着自己的胸口想到,自己也就只能做到用一封隐约提醒新四军不要走经过茂林的南线以免发生意外情况的方式的信来尽量避免不幸事件的发生了。自己还不是什么大人物,没有很大的权柄,想要做得更多,那是没有什么现实性的。
在刘建业的忐忑不安里,时间前进到了1941年,也就是民国30年的元旦。
自元旦起,在日军所实际控制区建立的所谓的汪精卫政府的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了中央储备银行兑换券,又称“储备券”或”储银券”。
还是在这一天,日本驻俄大使建川遵奉日本政府命令向苏俄政府提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但是在此后的谈判里,俄方索价极高,双方的谈判无果而终。
这一事实与1927年,斯大林不惜任何代价要求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而遭日本严辞拒绝的情形比较,真是一个有趣的对照。日俄两国的地位时移势易。
1月17日早上,刘建业刚刚打开军部副官处送来的《中央日报》,就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上,发现了军事委员会发出的全国通电,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将军长叶ting将军“交军法审判”。1月30日,最高统帅亲自出马,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撤销新四军番号的“训令”。
在事后得到的内部通报里,刘建业知道在此次事件里新四军军部总计九千官兵最后成功突围的超过六千人,只有少部在转移中牺牲或被俘,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新四军军部的转移队伍分成了几路行动。在此情况下,第三战区的部队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军长叶ting,副军长项ying,副参谋长周zikun,政治部主任袁guoping等主要干部所在的一路。东南局副书记饶shushi等人则顺利地脱离了险境,安全渡江进入苏北根据地。
历史再一次将刘建业的努力轻易的湮灭了。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表主席起草的命令和发言人谈话。命令任命陈yi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yunyi为副军长、刘shaoqi为政治委员、赖chuazhu为参谋长、邓yuhui为政治部主任,重建新四军军部。谈话提出了严惩祸首、取消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等十二条解决皖南事变办法。
刘建业作为国军的高级军官,也收到了上面下发的戡乱剿匪的小册子。
“军座,我们是不是也向上面发个电报,表示一下追随中央的态度,和叛军划清界限?”新20军政治处邹主任向刘建业请示。
“我们是军人,随时做好打日本人的准备,是我们当前的第一大事。我们的周围又没有那些叛军的活动,凑什么热闹?好好地做好政治宣传工作,鼓舞激励官兵们和日本鬼子战斗到底,才是你们现在应该做的。别的什么事情,我们没有那份精力。”刘建业直接就回绝了下去。
在这位邹主任还没有来的时候,陈部长就特意派人给刘建业通了气,告诉他这位邹主任是CC系的人,背后有中统的背景,要他多防着一些。所以,自从这位邹主任走马上任以来,刘建业和他手下的那些军官们基本上对他都是不冷不热,虽然不会拒绝工作上的事情,但是其他的一切,就免了吧。
“可是,别的部队大多都表过态了,我们要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想来军座也不会很好过吧?”邹主任不阴不阳地说道。
“这个军里,我是一号,要是出了什么事情,我一个人担着。想来,校长他总不会认为我这个学生会有通G的嫌疑吧?”刘建业开始有一些火气了。
“军座,你别误会,我可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为了军座的前途着想。”
“记住,你我都是一个军人,做好自己的军人本分就可以了,别的事情,还是交给那些政治人物去做吧。没有什么其它事情的话,你可以出去了。”刘建业终于还是下了逐客令。
“那我就出去了,不打扰军座了。”邹主任连忙溜了出去。
“咸吃萝卜淡操心。迟早老子要让你自己从老子的队伍里滚出去。”刘建业愤愤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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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日本的第二届近卫内阁制定《基本国策纲要》,提出建立“以皇国(日本)为核心,以日满华牢固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确立包括整个大东亚的经济协同圈”。同年8月1日,日本内阁外务大臣松冈洋右首次使用“大东亚共荣圈”一词。被列入“共荣圈”的国家和地区有:中国、朝鲜、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马来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属印度(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以及太平洋的许多岛屿。
8月20日开始,在华北地区敌后作战的八路军以129师、120师部队为主,在彭副总司令的亲自指挥下,向华北的日军部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主动进攻战,号称“百团大战”。
同样在8月,由原陕西的国民革命军第17路军改编而成的第4集团军在孙总司令的率领下,从驻地山西中条山出发,派出部队在同蒲路南段沿线,深入敌后分散游击,破坏铁路、公路,使敌交通干线不能正常运行。孙部防守中条山两年多,以伤亡两万余人的代价,先后十一次粉碎了日军的扫荡,大量杀伤了敌人。日军牛岛之二十师团在中条山与孙部对战,曾先后补充新兵十九次。日军称中条山为其华北战场上的盲肠,山西百姓则把第4集团军称为“中条山铁柱子”。
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缔结军事同盟条约。日本内阁首相近卫公爵在枢密院中解释说:“这一轴心关系的建立,德国将更加强协助日本劝导苏俄与日本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并可以威吓美国,使之不敢轻举妄动。”
10月4日,前进到江苏江北地区的新四军部队在陈,粟的指挥下在姜堰的黄桥地区与国民政府江苏省政府韩主席的部队第89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战至次日夜,第89军败退到兴化。
10月13日,德、意、日缔结军事同盟条约后两周,德国外长李宾特罗甫(Ribbentrop)即致函斯大林重申其一年前曾经表示过的见解─即德国以德日及德俄友好关系,愿见日俄间现存歧见的消除,并表示欢迎莫洛托夫前来柏林商谈世界全局问题,因为「我们的元首(希特勒)认为采取一项久远的政策,并以划定俄、德、意、日四国的全球利益范围的办法,导其人民的未来发展於正轨,似乎是四国的历史性任务」。
10月22日,斯大林复信德外长「同意在永久不变的基础上以划分相互间的势力范围,是可以改善我们这些国家关系的」;并且表示在原则上不反对日本意大利参加这一联合讨论。
11月12日,莫洛托夫遵奉斯大林的命令,抵达柏林,与德外长会谈。11月12日李宾特罗甫与莫洛托夫初次会谈时,李氏检讨世界全盘形势,以及德义决不允许英国再有涉足欧洲大陆的信念与决心后,即郑重表示:在苏俄与轴心国家关系上日俄的关系是必需经由外交途径首先予以澄清的。最后李又进一步表示愿意与莫洛托夫交换对中日问题的见解,莫洛托夫因即表示他是同意李氏所谓中日和谐有利世界各国利益之说法的,但以为日本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观念太模糊了。
11月12日,希特勒与莫洛托夫的会谈结论中,莫洛托夫又郑重的表示:苏俄对於参加德意日三国公约的邀请,在原则上是可以接受的,「但三国公约的目的与旨趣必须首先予以极严格的界说,特别是因为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
11月13日,莫洛托夫与李宾特罗甫继续会谈「不列颠帝国的大清算工作」,在如何划分势力范围问题上,李宾特罗甫提出德国计划,同时李氏又再三强调在达成签订日俄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上,日本当可愿意承认外蒙古与新疆是苏俄势力范围的。莫洛托夫接到德国提出的草案后,即返回莫斯科报告斯大林详细研究。
11月26日,莫洛托夫将俄国的对案提交德国驻俄大使。按照苏俄提出对案,苏俄企图以欧洲罗马尼亚和保加尼亚边境一直到亚洲的印度和缅甸边境为其势力范围,这是完全超越德国原案范围的,在两大极权野心国家无餍的利欲之争情势下,希特勒遂将俄国对案搁置不复。
11月30日,日本与汪伪政府在南京签订“日华基本关系条约”及条约的附属议书。条约共9条,其内容有:日汪共同防共;同意日本军队驻扎华北一带;共同开发国防资源并向日本提供方便条件;日本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和放弃租界,中国开放本国领土供日本人居住和营业等等。同时还签订了《附属者定书》、《关于附属者定书的谅解事项》、《附属秘密协约》、《附属秘密协定》等。
同日,日汪伪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日本驻汪伪政权“大使”阿部信行和“满洲国”参议长臧式毅在南京签订《日满华共同宣言》,又称“日满汪共同宣言”。主要内容为:为建设东亚新秩序,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善邻友好,紧密提携,形成东亚永久和平之轴心;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根据宣言宗旨,迅速缔结有关协定等。同日,日本政府发表关于“日华基本关系条约”和“日、满、华(汪伪)共同宣言”的公报,宣布正式承认汪伪政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和“满洲国”政府也相互承认。
“这一个个的消息,看上去对于我们来说,总体上是越来越不利了。”看着供军内高级将领传阅的情报文件,杨参谋长面露忧虑。
“归根结底,我们都要坚定地相信一件事情,那就是这场和日本之间的战争,胜利者绝对不会是日本。凡是看不出来这个问题的人,都只能说他的战略眼光实在有限。”刘建业对于这些世界的风云变化,是根本不稀奇的,因为他知道只要美国和苏联一旦加入这场战争,那么德国和日本就必然会失败。如何为自己的祖国在这场战争里争取最大化的利益,才是他现在所感兴趣的。
“还有这个苏俄,他们居然也和日本人眉来眼去的,真是很难理解。”杨参谋长说道。
“这并不难理解,利益是这一切问题的关键。英国人说得好,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对于苏俄来说,原先他们支持中国,目的并不是真地想要让我们强大起来,而只是想要利用我们的力量来牵制和削弱日本,使日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威胁到他在远东的利益和势力范围。正如同他们在欧洲可以和德国人联手瓜分东部欧洲一样的道理。只要对自己的利益有好处,他们是不会介意和恶魔一起携手的。中国对于他们来说,既是他们可以利用的一个棋子,也是他们的目标之一。别忘了,他们的大量军队现在还驻扎在我们的外蒙古。”刘建业一如既往的没有对苏俄表现出任何的好感,虽然,现在他的部队里既装备有一些苏俄援助的武器,又配备了一些苏俄红军来的军事顾问。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真的是十分精辟。”杨参谋长接着说道。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不依靠着什么意识形态来维系,也不是依靠什么所谓的特殊感情来支持,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利益。我们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弱国,一个穷国,在那些西方的列强眼里,我们只是他们的工具和猎物。只要他们的利益需要,他们可以随时把我们丢弃掉。可是我们却不能轻易得这么做。所以,我们虽然已经和日本打了超过三年的战争,但是却一直没有正式的向日本宣战。”刘建业说。
“这的确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说白了,这一点都不稀奇。我们现在的战争机器要想继续维持下去,就必须不断地从西方国家那里获得各种援助和物资。如果,现在我们就正式向日本宣战,那么,不用多久,那些西方的所谓中立国家马上就会以所谓的保持中立地位为借口,切断我们的海外供应路线。在他们的眼里,我们是无足轻重的,日本才是不能够得罪的。”对这个问题,刘建业也是想了不少时间才明白的。
“照着眼前的局势发展下去,恐怕不久以后,那些苏俄的援助也会断绝的。”
“那是肯定的。中国的命运最终还是需要我们自己来拯救,依靠外人只能是一种幻想。不过,最多一年多,我们就不会这么孤立了。”刘建业对此倒显得并不担心。
“真的吗?你有什么依据?”杨参谋长的兴趣被刘建业的话吊了起来。
“感觉,完全是感觉。”刘建业突然发觉自己好像说得太多了,连忙掩饰。
送走了杨参谋长,刘建业突然想起来,既然百团大战已经打响了,那么皖南事变就不远了。
正如刘建业所担心的那样,国民政府方面的《中央日报》,《扫荡报》等媒体上面最近都是连续不断的刊登文章,要求新四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撤退到黄河以北。而从新20军在重庆的办事处传回来的消息,《新华日报》上面则是不断的刊出文章和社论,认为国民政府的要求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只要是有心人,都能从双方的文章里闻出很重的火药味道。
“无论如何,不管是国军,还是新四军,八路军,现在都是中国的国防力量。在此大敌当前之际,如果发生内部自相残杀,兄弟相煎的事情,只能是白白的便宜了日本人。”刘建业想到这里,提起笔来,写了一封信,封上了口。
“黄峰,你把这封信交给我们自己家的往南昌走的商队,让他们把这封信尽快亲自交到南昌警备司令部的王参谋,就是夫人的弟弟手上。记住,一定要明确的交代他们务必亲手交给王参谋。”刘建业叫来了黄峰,对他说。
“好的,少爷放心,我一定办好。”黄峰拿着信,走了出去。
黄峰走了以后,刘建业摸着自己的胸口想到,自己也就只能做到用一封隐约提醒新四军不要走经过茂林的南线以免发生意外情况的方式的信来尽量避免不幸事件的发生了。自己还不是什么大人物,没有很大的权柄,想要做得更多,那是没有什么现实性的。
在刘建业的忐忑不安里,时间前进到了1941年,也就是民国30年的元旦。
自元旦起,在日军所实际控制区建立的所谓的汪精卫政府的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了中央储备银行兑换券,又称“储备券”或”储银券”。
还是在这一天,日本驻俄大使建川遵奉日本政府命令向苏俄政府提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但是在此后的谈判里,俄方索价极高,双方的谈判无果而终。
这一事实与1927年,斯大林不惜任何代价要求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而遭日本严辞拒绝的情形比较,真是一个有趣的对照。日俄两国的地位时移势易。
1月17日早上,刘建业刚刚打开军部副官处送来的《中央日报》,就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上,发现了军事委员会发出的全国通电,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将军长叶ting将军“交军法审判”。1月30日,最高统帅亲自出马,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撤销新四军番号的“训令”。
在事后得到的内部通报里,刘建业知道在此次事件里新四军军部总计九千官兵最后成功突围的超过六千人,只有少部在转移中牺牲或被俘,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新四军军部的转移队伍分成了几路行动。在此情况下,第三战区的部队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军长叶ting,副军长项ying,副参谋长周zikun,政治部主任袁guoping等主要干部所在的一路。东南局副书记饶shushi等人则顺利地脱离了险境,安全渡江进入苏北根据地。
历史再一次将刘建业的努力轻易的湮灭了。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表主席起草的命令和发言人谈话。命令任命陈yi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yunyi为副军长、刘shaoqi为政治委员、赖chuazhu为参谋长、邓yuhui为政治部主任,重建新四军军部。谈话提出了严惩祸首、取消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等十二条解决皖南事变办法。
刘建业作为国军的高级军官,也收到了上面下发的戡乱剿匪的小册子。
“军座,我们是不是也向上面发个电报,表示一下追随中央的态度,和叛军划清界限?”新20军政治处邹主任向刘建业请示。
“我们是军人,随时做好打日本人的准备,是我们当前的第一大事。我们的周围又没有那些叛军的活动,凑什么热闹?好好地做好政治宣传工作,鼓舞激励官兵们和日本鬼子战斗到底,才是你们现在应该做的。别的什么事情,我们没有那份精力。”刘建业直接就回绝了下去。
在这位邹主任还没有来的时候,陈部长就特意派人给刘建业通了气,告诉他这位邹主任是CC系的人,背后有中统的背景,要他多防着一些。所以,自从这位邹主任走马上任以来,刘建业和他手下的那些军官们基本上对他都是不冷不热,虽然不会拒绝工作上的事情,但是其他的一切,就免了吧。
“可是,别的部队大多都表过态了,我们要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想来军座也不会很好过吧?”邹主任不阴不阳地说道。
“这个军里,我是一号,要是出了什么事情,我一个人担着。想来,校长他总不会认为我这个学生会有通G的嫌疑吧?”刘建业开始有一些火气了。
“军座,你别误会,我可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为了军座的前途着想。”
“记住,你我都是一个军人,做好自己的军人本分就可以了,别的事情,还是交给那些政治人物去做吧。没有什么其它事情的话,你可以出去了。”刘建业终于还是下了逐客令。
“那我就出去了,不打扰军座了。”邹主任连忙溜了出去。
“咸吃萝卜淡操心。迟早老子要让你自己从老子的队伍里滚出去。”刘建业愤愤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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