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八章 武汉会战(一)
刘建业所忧虑发生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当然,刘建业也知道,有不少的问题,使国军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痼疾,过去就有了,只是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并不仅在九江防守作战中存在,在之后的会战中仍会反复出现。在九江战事之后,张发奎向蒋介石所提交作战失利原因分析报告中,刘建业所预先提醒他的那些问题,几乎一个不拉的,全部都点了出来,甚至还提到:“高级将领间缺乏自信心,中下级干部多无力掌握部下”、“师长以上各将领晤谈每多借口新兵过多、防区太广或武器不足、战斗力弱,动摇必胜信念影响作战士气;益以中下级干部掌握不力,精神涣散故每逢敌机袭击,多数清散甚有未见敌人溃不成军者”等等。这让刘建业的心里充满了一种无力感,在自己的职位上,所能做到的,几乎全都做到了,可是还是无法阻止前线部队如此的溃败。既然自己在这个时代里几乎毫无办法影响这个时代,那么自己还有必要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吗?第一次,刘建业第一次怀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必要性。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九江作战失利大为恼火,除严厉申斥有关指挥人员之外,并将作战不力的预备第11师、第128师两个师的番号撤消。
九江失守以后,武汉会战的南线战场,现在攻守双方的焦点,都集中到了瑞昌这个点上。
瑞昌地处九江附近的长江南岸,北面就是长江水道,东面就是九江,水陆交通十分便利。日军如果占领瑞昌,可以继续西进攻击大冶,直指武汉,或者攻击咸宁,威逼岳阳,对武汉形成侧翼迂回。不论日军如何选择路线,我军的处境都会相当艰难和被动。
日军对于在瑞昌地区的作战,其基本作战构想是,波田支队以一部确保丁家山(瑞昌东)附近要地,以主力在8月20日左右从九江附近出发,首先进入瑞昌以北地区,然后沿江岸准备下一步的作战;第九师团在九江附近登陆后,首先在该地东南地区集结兵力,以先头梯队在8月某日左右从九江出发,进入瑞昌附近。在准备向阳新方面前进的同时,勿失良机以一部配合第一百零六师团方面的作战,令其向瑞昌——德安大道方面前进获得据点,其余的主力陆续向瑞昌附近推进,准备以后的作战。
在判断出南线日军的下一步动向以后,作为应对,根据第9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孙桐萱任总司令的第3集团军担任该地区的固守任务。这个集团军,就是原先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部下。在韩复榘于武汉被处决以后,整个集团军上上下下,无不深受震动。在台儿庄战役和接下来的徐州突围作战里,第3集团军都拼死和鬼子作战,虽然没有取得太大的战果,部队伤亡也很大,但是还是多少迟滞和消耗了敌人。在转移到武汉外围地区以后,第3集团军被转调到了新成立的第九战区。
8月9日,日军水面舰只开始扫雷作业,并以空军向守军阵地实施准备性轰炸。战斗即将爆发,第9战区也作了相应的增援性调动。10日,日军波田支队在官湖强行登陆。两军争夺十分激烈,阵地反复移手,日军在后续兵力的不断投入下,于当晚占领了望夫山、平顶山一线阵地。此后几天的战斗,双方互有损伤。期间,中国空军也出动飞机对停泊于湖口、九江一带的日军军舰实施轰炸,并取得了一定战果。
8月16日,第11军下达了关于攻占瑞昌的“吕集作命第26号”,命令说,“波田支队应尽快击败丁家山前面之敌,攻占瑞昌附近,并进入该地以西地区”。
第三集团军的武器装备比起日本人来说,差得不知一点半点。而且,现在的第三集团军实际上也不象在山东时候那样管辖三个军的部队,下属只有一个第12军,总共三个师的部队,在徐州会战期间就已经损失很大,还没有来得及让部队有时间得到补充休整。对手波田支队是日本陆军的加强旅团,战斗能力相当强劲,如果不是人员里面有不少的台湾人,部队也许早就扩编成一线师团了,而且还有飞机和军舰火力的支援。第三集团军的那些山东汉子,面对这样的对手,也没有任何地退缩,上下一心要和鬼子杀个痛快,以赎整个部队在韩总司令率领下,不战而丢失山东的罪责。在瑞昌周围的阵地上,经常是日本人刚刚夺占了我军的阵地,第三集团军的部队就顶着敌人疯狂的拦截火力,以整连整营的部队,丝毫不顾伤亡的向敌人反复发起反冲锋。许多的部队在一次冲锋不利退下来以后,就剩不下几个还能自己站着的人了。有的部队虽然番号依旧存在,可是实际上已经连部队长在内,全员阵亡殉国。靠着这种精神,第三集团军一直把波田支队死死的顶在了瑞昌城外,任凭对手使用了各种常规的招数,都无济于事。
波田支队在和第三集团军部队连天血战以后,也是伤兵损将,无力继续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了。可是让他们向上级第十一军直说他们无力进攻,这又是在日军内部极为忌讳的事情,会被别的部队认为是懦夫,胆小鬼,洗后整个部队在别的部队面前都会抬不起头,更何况是由着不少台湾籍士兵混杂在内的波田支队了,下场即使用脚趾头都能想的明白。无奈,波田支队只好向第十一军发了一封羞羞答答的电报,请求上级给予部队以作战指导。
接到电报的第十一军司令官岗村宁次,虽然十分恼火波田支队这支所谓的劲旅居然会在第三集团军这支支那军队里的杂牌军面前迟迟不能打开局面,可是要他换上其他部队来打,他还只能使更不放心。第十一军属下的各师团,不是兵员来自于日本的北部地区,就是作为关东军一部分长期驻扎在中国东北,在干燥寒冷气候下作战,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一旦遇到像现在的中国南方这样的高温湿热天气,那些官兵们就十分的不适应,行军不久就一身大汗,体力流失很快。还有许多的士兵患上了严重的足癣,还有血吸虫病,痢疾等当地的流行病,使部队的战斗力大打折扣。也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军部才特别调动了驻守在台湾的波田支队参加武汉会战,希望由这支适应亚热带气候条件的部队来为整个十一军充当先锋,打开局面。当然,除了这支部队,日本当时也实在没有多少部队可以调动了。驻扎朝鲜的朝鲜军兵力绝对不能少于一个师团,关东军要面对苏联红军远东部队的压力,日本本土也就只剩下一个近卫师团,这可是禁卫天皇皇宫的部队,除非不要保护天皇了,否则,这支部队也是不能动的。所以,岗村宁次虽然很不情愿,也只好给波田支队派遣了新锐兵力支援,并且下令波田支队重新调整进攻部署,还特别给他们运去了大量的“特种弹”,作为突破中国军队阵地的杀手锏武器使用。
8月21日,得到了增援的日军波田支队在重新调整部署之后,向我军阵地展开了全线进攻。当面的国军部队,依托既有阵地顽强抵抗,多次与冲上来的日军进行血腥的白刃格斗,使日军伤亡甚重。恼羞成怒的日军,无奈之下使用了他们一向以来深为看重的对付中国军队的法宝,特种弹。在不断飘起的黄绿色浓雾过后,戴着防毒面具的日军士兵端着刺刀冲上了由中国军队据守的阵地,对着由于毒气的杀伤,毫无反抗能力的国军残余官兵,一一的补枪或者刺杀。由于国军的防化学战装备实在有限,即使装备少数中央军精锐部队都不够用,更何况是第三集团军这样的地方杂牌部队。所以,猝不及防的守军遭受了严重损失,阵地不断丢失。尝到了甜头的日军,不断的使用毒气弹对国军进行攻击。国军为了避免无谓的损失,只能步步后退。23日之后,日军加大攻击的强度,波田支队主力进入瑞昌北面及东北面附近地区。至24日午后,日军攻占瑞昌。
日军在长江南岸对九江地区实施进攻的同时,在江北地区以第6师团为主力于7月24日,由潜山向太湖方向展开进攻。激战三日之后,日军占领太湖。与此同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小池口附近登陆,与日本陆军协同作战。中日两军随后在太湖以西、大别山以东地区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此地几成焦土。
国民党第31军、第68军等部队在逐次抵抗之后渐居下风,分别于8月2日弃守宿松城、8月4日弃守黄梅。这是湖北自抗战爆发以来沦落日寇之手的第一个县城。
日军第二军进攻主力也因伤亡甚大,后勤补给出现困难,在占领黄梅后也暂时停止了进攻,转入临时休整补充。
8月24日起,为呼应江南地区对日军的防御作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第5战区为主发起黄广战役,主要目标是重新夺回黄梅等地。特别是8月28、29两日,第68军和84军向黄梅县城及其以东地区发起大规模反攻作战,但因“敌据险顽抗”终未果,“唯予敌以重创”。该方向战局最终拉锯相持了半个多月。
通过前线传来的战报,刘建业一直在密切的跟踪着会战的总体进程。地图上,日军的兵锋距离武汉越来越近。国军部队的抵抗也越来越坚决。越来越多的部队被不断的派上前线,也有一些部队在经过艰苦的作战以后,损失过大,不得不被从前线调回后方进行整补。作为卫戍武汉的部队,第六军经常能看到这样的上上下下的景象。部队的新兵们这样的情况看得多了,难免情绪会受到一些影响,出现一些波动。刘建业当然不会对此熟视无睹,这种情况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可是会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的。刘建业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只是吩咐下面,让部队里面那些经历过罗店和台儿庄血战的老兵们没事多找那些新兵们谈心,通过讲述在战场上的经验,一点点的排除新兵们的心理阴影。除此以外,刘建业又一次加大了部队的山地作战和夜间作战的训练量,经常搞一些夜间紧急集合,部队山地作战对抗训练,山地行军拉练。这既是为随时上前线投入作战,当前线救火队做准备,也是为了让那些新兵们整天被大训练量折腾得没有精力去多胡思乱想。
瑞昌失陷以后,敌人第十一军的下一步进攻目标就是位于长江北岸的广济、田家镇要塞方向。为了这次作战,日军第十一军投入了部队编成里号称在整个日本陆军里,唯一可以在战斗力上和第二师团相提并论的第六师团。日军第六师团,代号“明”部队,兵员来自于日本九州岛上的熊本地区,该地比较贫困,民风嗜斗,男子往往以从军为出路。战前日本有一句自吹之辞:“天下日本兵第一,日本九州兵第一”。第6师团早在1928年便制造过济南大屠杀,在攻占南京以后,又和第十六师团(京都师团)携手成为大屠杀的首恶部队,凶悍为各师团之最。不过日本军部偏爱富庶地区的师团,对穷困地区的部队有所歧视,总让第6师团打恶仗,配给装备却不如其他一等师团。这也让第六师团的官兵十分不满,经常在前线拼死作战以后,拿着对方的老百姓解气发泄。原任师团长谷寿夫由于在南京城的杀名过盛,被召回国内述职授勋,现任的师团长是稻叶四郎中将。对于这只野兽部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曾经在得知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以后,当着一班大员的面,发下誓言:“第六师团是一群魔鬼、禽兽。有朝一日我蒋中正如不能消灭第六师团,就永不姓蒋。”
此时负责长江北岸战事的第五战区,因为司令长官李宗仁患病,由白崇禧代理司令长官。对于这支部队,白崇禧很想消灭这个熊本师团,不管它多么强大,不管会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16日,白崇禧以第五战区代司令长官名义发布命令:李品仙的第四兵团七个军,以大别山南麓为根据地,逐次侧击长江北岸的稻叶师团,将它消灭在右翼港湾错杂的地区。
26日,白崇禧命令江北第五战区各兵团派小部队反击当面的日军,巩固进攻出发阵地。27日,第五战区开始局部反击。守军越出战壕,分多路扑向江北各日军阵地。很快,守军克复稻叶师团后方的潜山,以及日军兵站太湖。
白崇禧的反击开局不错。稻叶师团及辅助部队三万人,被中国守军分隔在江北黄梅地区。如果白崇禧能吃掉这三万日军精锐,影响远胜于台儿庄大捷。
然而,打胜仗需要众人支持,白崇禧不具备这个条件。他需要炮兵,军委会也给他派了炮兵纵队,但炮兵就是赶不到。第四兵团的官兵只能用身体去填日军的工事和阵地,伤亡惨重。
稻叶师团后路被断,粮弹无法补给,已是惊恐万状。各地守军只要把袋子扎紧,稻叶师团三万人马撑不了几天。但是长江沿岸有些守军松开了口子,稻叶师团又获得了供给,残暴的第六师团死而复活。
畑俊六见中国守军开始反击,命令东久迩宫的第二军立刻开始进攻,严令冈村军限日攻占瑞昌。27日,瑞昌告急,军委会沉不住气了,把反击部队的曹福林第五十五军调往江南,支援瑞昌作战。当天,东久迩宫发起攻击,从合肥城中开出的几万日军,凶猛地扑向大别山南麓和北麓。29日,六安失守,于学忠军团被隔断在杨柳店和独山镇。30日,霍山沦陷,独山吃紧,日军又侵占潜山和太湖,从陆地上增援稻叶师团。不到两天,独山、杨柳、英山和苦竹山相继陷落。江北战局急剧恶化。
吃掉稻叶师团的计划已成泡影,白崇禧现在要考虑如何才能堵住潮水般涌来的日军。形势突变,军委会又把曹福林军调回江北。官兵们在泥泞的道路上奔波几天,苦不堪言,正要渡江,又奉令掉头行军,觉得上级在耍他们,怨声沸腾,有的往泥地里一躺,说:“老子不干了,打死我也走不动了。”
曹福林更是怒不可遏,拍着桌子大骂:“他奶奶的,拿老子当猴儿耍。一会儿南,一会儿北。枪还没捞着搂一下,就折了几千弟兄。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要干什么啊!”
白崇禧左右掣肘,反击变成了阻击。稻叶师团打通了水陆两路补给线,更加嚣张,对中国军队发起猛烈攻击。
30日,驻黄梅的日军主力开始进攻。黄梅城外阵地上,中日两军展开艰难的拉锯战,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达十多次。傍晚,何知重的第八十六军和覃连芳的第八十四军放弃阵地,向广济及其西北高地转移。日军穷追不舍。
9月6日,稻叶师团一部突破四家寨和笔架山,直逼广济镇。从广济南下,就可以直达田家镇要塞了。一个多月前,蒋介石就致电白崇禧和李品仙,说广济与田家镇要塞相连,极为重要,应该在这里集结重兵防守。白崇禧也把广济列为必须死守的重镇。
李品仙很清楚形势有多么严峻。各部队损耗很大,想守也很难守住。为了保存兵力,他决定把部队从城区撤出,在城外两侧山地设防,阻止日军前进。同时,他密电要求蒋介石派来援兵,再把广济夺回。
蒋介石给李品仙的不是援兵,而是一通责骂。他要求李品仙以现有兵力尽快夺回广济。李品仙集合各路残兵,派张淦第七军和张义纯第四十八军的四个师为主力,向广济发起最后反击。
李品仙兵团从13日开始向广济发动总反击。一开始,中国军队与日军反复争夺阵地,付出惨重的代价,也杀伤了一些日军,但是,日军不断得到增援,李品仙兵团最终没能把广济夺回。蒋介石在武汉得到消息,神色颓然。
李品仙指挥的是一个杂牌兵团,包含桂军、川军和鲁军。在黄梅和广济战役中,他们用血肉之躯拼搏飞机和大炮,以超过半数的伤亡,拖住了日军的步伐。他们用一万人的流血和牺牲,换来稻叶师团近一万人的伤亡,使这些曾在南京挥刀大屠杀的日军,也尝到了血腥和死亡的滋味。
广济失陷,蒋介石寝食难安。田家镇、田家镇,蒋介石仿佛成了清末的湘军统帅曾国藩,反复念叨着这三个字。如果中国军队丢了田家镇,长江就成为日军舰艇的通衢,武汉就成为日军战舰的靶子。太平天国时候,太平军和湘军,就曾经为了这个武昌的门户,在这里进行过多次的反复拉锯战。现在,这里又将上演新的血战了。
为了保证田家镇要塞的安全,军事委员会终于调动了在武汉地区周围的执行卫戍任务的第六军开赴田家镇外围,随时准备支援守军李延年第八军团的战斗。在军事委员会看来,反正那些卫戍部队最后也不会在武汉城下死守的,正好可以作为预备队使用。只不过,相对于整个会战那么大的战场范围,那么多的参战部队,只有几个军的部队作为预备队,是不是有一点杯水车薪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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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九江作战失利大为恼火,除严厉申斥有关指挥人员之外,并将作战不力的预备第11师、第128师两个师的番号撤消。
九江失守以后,武汉会战的南线战场,现在攻守双方的焦点,都集中到了瑞昌这个点上。
瑞昌地处九江附近的长江南岸,北面就是长江水道,东面就是九江,水陆交通十分便利。日军如果占领瑞昌,可以继续西进攻击大冶,直指武汉,或者攻击咸宁,威逼岳阳,对武汉形成侧翼迂回。不论日军如何选择路线,我军的处境都会相当艰难和被动。
日军对于在瑞昌地区的作战,其基本作战构想是,波田支队以一部确保丁家山(瑞昌东)附近要地,以主力在8月20日左右从九江附近出发,首先进入瑞昌以北地区,然后沿江岸准备下一步的作战;第九师团在九江附近登陆后,首先在该地东南地区集结兵力,以先头梯队在8月某日左右从九江出发,进入瑞昌附近。在准备向阳新方面前进的同时,勿失良机以一部配合第一百零六师团方面的作战,令其向瑞昌——德安大道方面前进获得据点,其余的主力陆续向瑞昌附近推进,准备以后的作战。
在判断出南线日军的下一步动向以后,作为应对,根据第9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孙桐萱任总司令的第3集团军担任该地区的固守任务。这个集团军,就是原先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部下。在韩复榘于武汉被处决以后,整个集团军上上下下,无不深受震动。在台儿庄战役和接下来的徐州突围作战里,第3集团军都拼死和鬼子作战,虽然没有取得太大的战果,部队伤亡也很大,但是还是多少迟滞和消耗了敌人。在转移到武汉外围地区以后,第3集团军被转调到了新成立的第九战区。
8月9日,日军水面舰只开始扫雷作业,并以空军向守军阵地实施准备性轰炸。战斗即将爆发,第9战区也作了相应的增援性调动。10日,日军波田支队在官湖强行登陆。两军争夺十分激烈,阵地反复移手,日军在后续兵力的不断投入下,于当晚占领了望夫山、平顶山一线阵地。此后几天的战斗,双方互有损伤。期间,中国空军也出动飞机对停泊于湖口、九江一带的日军军舰实施轰炸,并取得了一定战果。
8月16日,第11军下达了关于攻占瑞昌的“吕集作命第26号”,命令说,“波田支队应尽快击败丁家山前面之敌,攻占瑞昌附近,并进入该地以西地区”。
第三集团军的武器装备比起日本人来说,差得不知一点半点。而且,现在的第三集团军实际上也不象在山东时候那样管辖三个军的部队,下属只有一个第12军,总共三个师的部队,在徐州会战期间就已经损失很大,还没有来得及让部队有时间得到补充休整。对手波田支队是日本陆军的加强旅团,战斗能力相当强劲,如果不是人员里面有不少的台湾人,部队也许早就扩编成一线师团了,而且还有飞机和军舰火力的支援。第三集团军的那些山东汉子,面对这样的对手,也没有任何地退缩,上下一心要和鬼子杀个痛快,以赎整个部队在韩总司令率领下,不战而丢失山东的罪责。在瑞昌周围的阵地上,经常是日本人刚刚夺占了我军的阵地,第三集团军的部队就顶着敌人疯狂的拦截火力,以整连整营的部队,丝毫不顾伤亡的向敌人反复发起反冲锋。许多的部队在一次冲锋不利退下来以后,就剩不下几个还能自己站着的人了。有的部队虽然番号依旧存在,可是实际上已经连部队长在内,全员阵亡殉国。靠着这种精神,第三集团军一直把波田支队死死的顶在了瑞昌城外,任凭对手使用了各种常规的招数,都无济于事。
波田支队在和第三集团军部队连天血战以后,也是伤兵损将,无力继续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了。可是让他们向上级第十一军直说他们无力进攻,这又是在日军内部极为忌讳的事情,会被别的部队认为是懦夫,胆小鬼,洗后整个部队在别的部队面前都会抬不起头,更何况是由着不少台湾籍士兵混杂在内的波田支队了,下场即使用脚趾头都能想的明白。无奈,波田支队只好向第十一军发了一封羞羞答答的电报,请求上级给予部队以作战指导。
接到电报的第十一军司令官岗村宁次,虽然十分恼火波田支队这支所谓的劲旅居然会在第三集团军这支支那军队里的杂牌军面前迟迟不能打开局面,可是要他换上其他部队来打,他还只能使更不放心。第十一军属下的各师团,不是兵员来自于日本的北部地区,就是作为关东军一部分长期驻扎在中国东北,在干燥寒冷气候下作战,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一旦遇到像现在的中国南方这样的高温湿热天气,那些官兵们就十分的不适应,行军不久就一身大汗,体力流失很快。还有许多的士兵患上了严重的足癣,还有血吸虫病,痢疾等当地的流行病,使部队的战斗力大打折扣。也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军部才特别调动了驻守在台湾的波田支队参加武汉会战,希望由这支适应亚热带气候条件的部队来为整个十一军充当先锋,打开局面。当然,除了这支部队,日本当时也实在没有多少部队可以调动了。驻扎朝鲜的朝鲜军兵力绝对不能少于一个师团,关东军要面对苏联红军远东部队的压力,日本本土也就只剩下一个近卫师团,这可是禁卫天皇皇宫的部队,除非不要保护天皇了,否则,这支部队也是不能动的。所以,岗村宁次虽然很不情愿,也只好给波田支队派遣了新锐兵力支援,并且下令波田支队重新调整进攻部署,还特别给他们运去了大量的“特种弹”,作为突破中国军队阵地的杀手锏武器使用。
8月21日,得到了增援的日军波田支队在重新调整部署之后,向我军阵地展开了全线进攻。当面的国军部队,依托既有阵地顽强抵抗,多次与冲上来的日军进行血腥的白刃格斗,使日军伤亡甚重。恼羞成怒的日军,无奈之下使用了他们一向以来深为看重的对付中国军队的法宝,特种弹。在不断飘起的黄绿色浓雾过后,戴着防毒面具的日军士兵端着刺刀冲上了由中国军队据守的阵地,对着由于毒气的杀伤,毫无反抗能力的国军残余官兵,一一的补枪或者刺杀。由于国军的防化学战装备实在有限,即使装备少数中央军精锐部队都不够用,更何况是第三集团军这样的地方杂牌部队。所以,猝不及防的守军遭受了严重损失,阵地不断丢失。尝到了甜头的日军,不断的使用毒气弹对国军进行攻击。国军为了避免无谓的损失,只能步步后退。23日之后,日军加大攻击的强度,波田支队主力进入瑞昌北面及东北面附近地区。至24日午后,日军攻占瑞昌。
日军在长江南岸对九江地区实施进攻的同时,在江北地区以第6师团为主力于7月24日,由潜山向太湖方向展开进攻。激战三日之后,日军占领太湖。与此同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小池口附近登陆,与日本陆军协同作战。中日两军随后在太湖以西、大别山以东地区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此地几成焦土。
国民党第31军、第68军等部队在逐次抵抗之后渐居下风,分别于8月2日弃守宿松城、8月4日弃守黄梅。这是湖北自抗战爆发以来沦落日寇之手的第一个县城。
日军第二军进攻主力也因伤亡甚大,后勤补给出现困难,在占领黄梅后也暂时停止了进攻,转入临时休整补充。
8月24日起,为呼应江南地区对日军的防御作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第5战区为主发起黄广战役,主要目标是重新夺回黄梅等地。特别是8月28、29两日,第68军和84军向黄梅县城及其以东地区发起大规模反攻作战,但因“敌据险顽抗”终未果,“唯予敌以重创”。该方向战局最终拉锯相持了半个多月。
通过前线传来的战报,刘建业一直在密切的跟踪着会战的总体进程。地图上,日军的兵锋距离武汉越来越近。国军部队的抵抗也越来越坚决。越来越多的部队被不断的派上前线,也有一些部队在经过艰苦的作战以后,损失过大,不得不被从前线调回后方进行整补。作为卫戍武汉的部队,第六军经常能看到这样的上上下下的景象。部队的新兵们这样的情况看得多了,难免情绪会受到一些影响,出现一些波动。刘建业当然不会对此熟视无睹,这种情况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可是会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的。刘建业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只是吩咐下面,让部队里面那些经历过罗店和台儿庄血战的老兵们没事多找那些新兵们谈心,通过讲述在战场上的经验,一点点的排除新兵们的心理阴影。除此以外,刘建业又一次加大了部队的山地作战和夜间作战的训练量,经常搞一些夜间紧急集合,部队山地作战对抗训练,山地行军拉练。这既是为随时上前线投入作战,当前线救火队做准备,也是为了让那些新兵们整天被大训练量折腾得没有精力去多胡思乱想。
瑞昌失陷以后,敌人第十一军的下一步进攻目标就是位于长江北岸的广济、田家镇要塞方向。为了这次作战,日军第十一军投入了部队编成里号称在整个日本陆军里,唯一可以在战斗力上和第二师团相提并论的第六师团。日军第六师团,代号“明”部队,兵员来自于日本九州岛上的熊本地区,该地比较贫困,民风嗜斗,男子往往以从军为出路。战前日本有一句自吹之辞:“天下日本兵第一,日本九州兵第一”。第6师团早在1928年便制造过济南大屠杀,在攻占南京以后,又和第十六师团(京都师团)携手成为大屠杀的首恶部队,凶悍为各师团之最。不过日本军部偏爱富庶地区的师团,对穷困地区的部队有所歧视,总让第6师团打恶仗,配给装备却不如其他一等师团。这也让第六师团的官兵十分不满,经常在前线拼死作战以后,拿着对方的老百姓解气发泄。原任师团长谷寿夫由于在南京城的杀名过盛,被召回国内述职授勋,现任的师团长是稻叶四郎中将。对于这只野兽部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曾经在得知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以后,当着一班大员的面,发下誓言:“第六师团是一群魔鬼、禽兽。有朝一日我蒋中正如不能消灭第六师团,就永不姓蒋。”
此时负责长江北岸战事的第五战区,因为司令长官李宗仁患病,由白崇禧代理司令长官。对于这支部队,白崇禧很想消灭这个熊本师团,不管它多么强大,不管会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16日,白崇禧以第五战区代司令长官名义发布命令:李品仙的第四兵团七个军,以大别山南麓为根据地,逐次侧击长江北岸的稻叶师团,将它消灭在右翼港湾错杂的地区。
26日,白崇禧命令江北第五战区各兵团派小部队反击当面的日军,巩固进攻出发阵地。27日,第五战区开始局部反击。守军越出战壕,分多路扑向江北各日军阵地。很快,守军克复稻叶师团后方的潜山,以及日军兵站太湖。
白崇禧的反击开局不错。稻叶师团及辅助部队三万人,被中国守军分隔在江北黄梅地区。如果白崇禧能吃掉这三万日军精锐,影响远胜于台儿庄大捷。
然而,打胜仗需要众人支持,白崇禧不具备这个条件。他需要炮兵,军委会也给他派了炮兵纵队,但炮兵就是赶不到。第四兵团的官兵只能用身体去填日军的工事和阵地,伤亡惨重。
稻叶师团后路被断,粮弹无法补给,已是惊恐万状。各地守军只要把袋子扎紧,稻叶师团三万人马撑不了几天。但是长江沿岸有些守军松开了口子,稻叶师团又获得了供给,残暴的第六师团死而复活。
畑俊六见中国守军开始反击,命令东久迩宫的第二军立刻开始进攻,严令冈村军限日攻占瑞昌。27日,瑞昌告急,军委会沉不住气了,把反击部队的曹福林第五十五军调往江南,支援瑞昌作战。当天,东久迩宫发起攻击,从合肥城中开出的几万日军,凶猛地扑向大别山南麓和北麓。29日,六安失守,于学忠军团被隔断在杨柳店和独山镇。30日,霍山沦陷,独山吃紧,日军又侵占潜山和太湖,从陆地上增援稻叶师团。不到两天,独山、杨柳、英山和苦竹山相继陷落。江北战局急剧恶化。
吃掉稻叶师团的计划已成泡影,白崇禧现在要考虑如何才能堵住潮水般涌来的日军。形势突变,军委会又把曹福林军调回江北。官兵们在泥泞的道路上奔波几天,苦不堪言,正要渡江,又奉令掉头行军,觉得上级在耍他们,怨声沸腾,有的往泥地里一躺,说:“老子不干了,打死我也走不动了。”
曹福林更是怒不可遏,拍着桌子大骂:“他奶奶的,拿老子当猴儿耍。一会儿南,一会儿北。枪还没捞着搂一下,就折了几千弟兄。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要干什么啊!”
白崇禧左右掣肘,反击变成了阻击。稻叶师团打通了水陆两路补给线,更加嚣张,对中国军队发起猛烈攻击。
30日,驻黄梅的日军主力开始进攻。黄梅城外阵地上,中日两军展开艰难的拉锯战,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达十多次。傍晚,何知重的第八十六军和覃连芳的第八十四军放弃阵地,向广济及其西北高地转移。日军穷追不舍。
9月6日,稻叶师团一部突破四家寨和笔架山,直逼广济镇。从广济南下,就可以直达田家镇要塞了。一个多月前,蒋介石就致电白崇禧和李品仙,说广济与田家镇要塞相连,极为重要,应该在这里集结重兵防守。白崇禧也把广济列为必须死守的重镇。
李品仙很清楚形势有多么严峻。各部队损耗很大,想守也很难守住。为了保存兵力,他决定把部队从城区撤出,在城外两侧山地设防,阻止日军前进。同时,他密电要求蒋介石派来援兵,再把广济夺回。
蒋介石给李品仙的不是援兵,而是一通责骂。他要求李品仙以现有兵力尽快夺回广济。李品仙集合各路残兵,派张淦第七军和张义纯第四十八军的四个师为主力,向广济发起最后反击。
李品仙兵团从13日开始向广济发动总反击。一开始,中国军队与日军反复争夺阵地,付出惨重的代价,也杀伤了一些日军,但是,日军不断得到增援,李品仙兵团最终没能把广济夺回。蒋介石在武汉得到消息,神色颓然。
李品仙指挥的是一个杂牌兵团,包含桂军、川军和鲁军。在黄梅和广济战役中,他们用血肉之躯拼搏飞机和大炮,以超过半数的伤亡,拖住了日军的步伐。他们用一万人的流血和牺牲,换来稻叶师团近一万人的伤亡,使这些曾在南京挥刀大屠杀的日军,也尝到了血腥和死亡的滋味。
广济失陷,蒋介石寝食难安。田家镇、田家镇,蒋介石仿佛成了清末的湘军统帅曾国藩,反复念叨着这三个字。如果中国军队丢了田家镇,长江就成为日军舰艇的通衢,武汉就成为日军战舰的靶子。太平天国时候,太平军和湘军,就曾经为了这个武昌的门户,在这里进行过多次的反复拉锯战。现在,这里又将上演新的血战了。
为了保证田家镇要塞的安全,军事委员会终于调动了在武汉地区周围的执行卫戍任务的第六军开赴田家镇外围,随时准备支援守军李延年第八军团的战斗。在军事委员会看来,反正那些卫戍部队最后也不会在武汉城下死守的,正好可以作为预备队使用。只不过,相对于整个会战那么大的战场范围,那么多的参战部队,只有几个军的部队作为预备队,是不是有一点杯水车薪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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