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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知安也点头说:“此乃不得已之选择,然不得不选。”
接下来,就依着记忆里的程序走,不适合的程序也要及时修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么,时代不同,就不能完全照抄着来。
徐知安不时的提出疑惑,然后两人商议着最佳解决方法,再记录下来。
然后是旱灾的应对方案,最好的应对旱灾的方法当然是挖渠储水,或是打井,然这个,玲珑只能写下来却不知道朝廷会不会采用。然后就是种些耐旱的庄稼,最好将土豆推广开来,而且土豆不止耐旱,它还不怕蝗灾侵袭,还有别的根茎作物,多种植这些能在闹蝗时,保存住一部分粮食,不至颗粒无收。
但这个,也在短时间内实现不了,因为土豆大面积的推广种植还需要几年时间。
还有一个有效防止蝗虫成灾的办法是,将可能藏有蝗虫卵的地方,深耕细耙,破坏掉它的孵化环境。起蝗后,灭蝗的办法也多,但在这里,要么用火烧,要么,人为的捕捉消灭,要么,依靠鸟雀的捕捉消灭,再没别的更有效的办法了。
越写,玲珑的信心就越往下跌,因为无论哪一种办法,都得依赖于朝廷的支持与作为才有成效,只靠农民自己,他们怕是没办法做的。
一个是劳动力不足,一个是生产工具落后,还有,地方官府许是不会全力支持。这里涉及的统筹管理及输入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种种环节制约下来,这些办法的完全可行性,很难预判出来。
不得已,玲珑将后来才现的“以工代赈”提了出来
写了好多条,两人逐条的进行辨证,修改又修改,最后被徐知安誊抄在折子上时,已是半夜。下午晚也没吃,当时正是要紧关头,两人都没心思吃饭,然后就忙到半夜。
肚子都饿的咕咕叫了。
屋里放了一碟子绿豆饼,两人就着冷茶吃了几口,又略略的擦洗了一下,迫不及待的爬上炕,头一歪就睡了。这一天,可累的够呛,感觉脑壳都木了。
……
徐知安的《赈灾策》一陈上去,大学士们就拍手叫好,然而到了内阁那里,却遇了难题,究其原因,还是实施的难度太大,过程又繁杂,若无个实干事的人做主持,这策略就施不下去,还有可能会将好事做成坏事。但完全不用的话,又觉甚为可惜,这样好的策略,若束之高阁,谁人忍心呢?
那怎么办?
挑捡着用。
当前最要紧的事是什么?往两个重灾地方运送赈灾粮,再怎么样,也不能让灾区饥民全都饿死不是?以前赈灾,就是给饥民一口饭吃,别让他们闹起民乱,余下的事,就无暇顾及了。因为,灾难年年都有,东边刚平西边又起,一出接着一出,朝廷也抽不出更多精力来了,只能选择一项最简单粗暴但有效的办法来——免税,赈粮。
江南地区年年有洪涝,广州福建又常闹海啸,关中汉中年年干旱,中原一带是一年涝一年旱间隔着来,京蓟辽地方在冬天又时常有雪灾,一茬接着一茬,整个朝廷被这些灾难弄的疲惫不已,没办法仔细着来,只能是哪里有了灾情,就免了哪个地方的税赋。
清理河道?挖渠打井?地方官府去想办法解决吧,朝廷已分不出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了,毕竟,别的地方也等着这些东西救命呢。
地方官府能有什么法子?他本就受了灾,为了安抚灾民已经用尽了全部力气,哪还能让饥肠辘辘的灾民去疏通河道,挖渠打井,怕不是嫌灾民太老实逼着他们做反民吧?
一条河,去年泛滥,今年泛滥,明年可能还会泛滥。河道,前年就那么於堵着,去年还那么於堵着,今年仍旧於堵着……一年如此,年年如此,灾赈了不少,而根本问题,完全没办法解决。
而眼下,“以工代赈”恰能解决掉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况且,徐知安又向工部尚书提议,先将新农具的使用者换成“以工代赈”的灾民们,数量这样大的农具,只靠工部及各地的零散铁器铺当然冶制不出来,那就由官府牵头,将各地守卫所弃置淘换下来的废旧兵器与百姓家的旧农具融了,用模具浇铸出一批新农具来。如此,人力有了,器物有了,灾粮可做工粮,三者俱全,则可做些实用之事了。
官府可以决定的策略,费些心思就能做好,再不好也比年年不变要好。
那靠百姓们自己预防遵守的办法该怎么办?这东西不能强制的,强制出了问题,就是官逼民反,是要掉脑袋的罪责,谁敢担下这个罪责?安抚灾民不容易,可使饥民生乱都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所以,此事还得斟酌。
教化民众比治理民众要难的多。
难也得做。
这事,官府不好出面,那就请百姓们熟知且任赖的人来做。
每个地方都有几个有名望的读书人,有些人在朝为官,有些人在野为山人,让这些人写上几折关于防疫防灾防虫害的戏,交由各地戏班子传唱,不须几年,民众大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正遇了事,也不至于慌头慌脑全无主意。
启民智与教化,不必全依托于书院,天下读书人才占了几成呢?多是浑浑噩噩的普通百姓,他们唯一能得到信息的方式,就是看戏。戏里说谁是好人,那么百姓们就认定谁是好人,戏里演说哪个是坏人,哪个在百姓口中,便会声名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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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依着记忆里的程序走,不适合的程序也要及时修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么,时代不同,就不能完全照抄着来。
徐知安不时的提出疑惑,然后两人商议着最佳解决方法,再记录下来。
然后是旱灾的应对方案,最好的应对旱灾的方法当然是挖渠储水,或是打井,然这个,玲珑只能写下来却不知道朝廷会不会采用。然后就是种些耐旱的庄稼,最好将土豆推广开来,而且土豆不止耐旱,它还不怕蝗灾侵袭,还有别的根茎作物,多种植这些能在闹蝗时,保存住一部分粮食,不至颗粒无收。
但这个,也在短时间内实现不了,因为土豆大面积的推广种植还需要几年时间。
还有一个有效防止蝗虫成灾的办法是,将可能藏有蝗虫卵的地方,深耕细耙,破坏掉它的孵化环境。起蝗后,灭蝗的办法也多,但在这里,要么用火烧,要么,人为的捕捉消灭,要么,依靠鸟雀的捕捉消灭,再没别的更有效的办法了。
越写,玲珑的信心就越往下跌,因为无论哪一种办法,都得依赖于朝廷的支持与作为才有成效,只靠农民自己,他们怕是没办法做的。
一个是劳动力不足,一个是生产工具落后,还有,地方官府许是不会全力支持。这里涉及的统筹管理及输入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种种环节制约下来,这些办法的完全可行性,很难预判出来。
不得已,玲珑将后来才现的“以工代赈”提了出来
写了好多条,两人逐条的进行辨证,修改又修改,最后被徐知安誊抄在折子上时,已是半夜。下午晚也没吃,当时正是要紧关头,两人都没心思吃饭,然后就忙到半夜。
肚子都饿的咕咕叫了。
屋里放了一碟子绿豆饼,两人就着冷茶吃了几口,又略略的擦洗了一下,迫不及待的爬上炕,头一歪就睡了。这一天,可累的够呛,感觉脑壳都木了。
……
徐知安的《赈灾策》一陈上去,大学士们就拍手叫好,然而到了内阁那里,却遇了难题,究其原因,还是实施的难度太大,过程又繁杂,若无个实干事的人做主持,这策略就施不下去,还有可能会将好事做成坏事。但完全不用的话,又觉甚为可惜,这样好的策略,若束之高阁,谁人忍心呢?
那怎么办?
挑捡着用。
当前最要紧的事是什么?往两个重灾地方运送赈灾粮,再怎么样,也不能让灾区饥民全都饿死不是?以前赈灾,就是给饥民一口饭吃,别让他们闹起民乱,余下的事,就无暇顾及了。因为,灾难年年都有,东边刚平西边又起,一出接着一出,朝廷也抽不出更多精力来了,只能选择一项最简单粗暴但有效的办法来——免税,赈粮。
江南地区年年有洪涝,广州福建又常闹海啸,关中汉中年年干旱,中原一带是一年涝一年旱间隔着来,京蓟辽地方在冬天又时常有雪灾,一茬接着一茬,整个朝廷被这些灾难弄的疲惫不已,没办法仔细着来,只能是哪里有了灾情,就免了哪个地方的税赋。
清理河道?挖渠打井?地方官府去想办法解决吧,朝廷已分不出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了,毕竟,别的地方也等着这些东西救命呢。
地方官府能有什么法子?他本就受了灾,为了安抚灾民已经用尽了全部力气,哪还能让饥肠辘辘的灾民去疏通河道,挖渠打井,怕不是嫌灾民太老实逼着他们做反民吧?
一条河,去年泛滥,今年泛滥,明年可能还会泛滥。河道,前年就那么於堵着,去年还那么於堵着,今年仍旧於堵着……一年如此,年年如此,灾赈了不少,而根本问题,完全没办法解决。
而眼下,“以工代赈”恰能解决掉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况且,徐知安又向工部尚书提议,先将新农具的使用者换成“以工代赈”的灾民们,数量这样大的农具,只靠工部及各地的零散铁器铺当然冶制不出来,那就由官府牵头,将各地守卫所弃置淘换下来的废旧兵器与百姓家的旧农具融了,用模具浇铸出一批新农具来。如此,人力有了,器物有了,灾粮可做工粮,三者俱全,则可做些实用之事了。
官府可以决定的策略,费些心思就能做好,再不好也比年年不变要好。
那靠百姓们自己预防遵守的办法该怎么办?这东西不能强制的,强制出了问题,就是官逼民反,是要掉脑袋的罪责,谁敢担下这个罪责?安抚灾民不容易,可使饥民生乱都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所以,此事还得斟酌。
教化民众比治理民众要难的多。
难也得做。
这事,官府不好出面,那就请百姓们熟知且任赖的人来做。
每个地方都有几个有名望的读书人,有些人在朝为官,有些人在野为山人,让这些人写上几折关于防疫防灾防虫害的戏,交由各地戏班子传唱,不须几年,民众大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正遇了事,也不至于慌头慌脑全无主意。
启民智与教化,不必全依托于书院,天下读书人才占了几成呢?多是浑浑噩噩的普通百姓,他们唯一能得到信息的方式,就是看戏。戏里说谁是好人,那么百姓们就认定谁是好人,戏里演说哪个是坏人,哪个在百姓口中,便会声名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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