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五章 朝贡
第125章朝贡
这过年吃席,不是一顿就吃得完的。无论是二十一世纪的东方大国,还是十七世纪的大明,都是一个样子。尤其是身居高位之人,那连场宴饮,更是一顿都落不得。
至于皇帝,各种高端酒席还得一一出场,虽然大都是蜻蜓点水,到了几句场面话就走,也把朱由榔累的够呛。
这是维护君臣关系、调节上下感情的必要事务,虽然累,但也不得不完成。而这么多场客套之中,只有一场是他自己主动盼着来的。
那就是之前瞿式耜告知的桑塔罗神父要来拜见一事。
现在还不是大英帝国全球殖民的时候,也不是法兰西拿皇东征西伐的年代。葡萄牙这个国家虽然在欧洲群雄并起的浪潮下开始渐渐往下滑落,但对于大明朝来,它拥有的技术、人才和科学理论还是非常先进的,仍然是那个目前无法赶上的顶级军事强国之一。
所以壕镜澳释放了一些善意,宫里必须、也渴求着做出回应。
即便是这善意多半带着一些条件。
所谓好事多磨,这葡萄牙人还没走进广州,宫里就已经开始扯皮。争论的事情简直如同教科书一般标准:要不要跪。
大明会典上面记录了一系列朝贡国,葡萄牙显然不是朝贡体系的一员。不是朝贡国,那有可能是僭者,可能是霸占一方的海盗集团,总之明方可以不予理会。
这样问题就来了:你是朝贡国,那你的使者经地义地就该下跪行礼;你不是朝贡国,那你就不该来,来了咱也不待见你。
朱由榔一听急了,直接下诏要求特殊处理,如果葡方差什么外交堪合的赶紧给人家补上。至于跪不跪这种狗屁倒灶的事情,在他这里根本就不是个问题。现在是国家层面谈交易,条件不行你给皇帝跳霓裳羽衣舞都没有用,条件好了俺老朱给你嗑一个也不是不校
当然脑子里的想法虽然毫无节操,表面话还是要得稳妥。皇帝叫来主管会同馆的鸿胪寺少卿,谈个单膝下跪的折中方案就行,这样两边都保存了面子,节约点时间好直入正题。
至于与耶稣会商谈的主导官员,自然是礼部侍郎。这下皇帝又自己闹了个乌龙,把调任方以智去工部的委任暂且压下,让他先把这一摊活儿干好再。
就这样,到了正月初三,以桑塔罗神父为代表的壕镜澳耶稣会一行到了广州城。他们在会同馆暂歇一晚后,便准备入宫面圣。
礼部也早早准备好了所用的仪式用具。殿前放置有表笺案和香案,殿中有印案,使者前面也等好了一票鼓手司乐。朱由榔就看着下面一套表演,一会儿黄袱裹表,一会儿红袱裹笺,一会儿赞拜,接着奏乐,然后又拜,又接着奏乐,随后又上香,又奏乐,又跑到台阶前面受礼,然后宣表,然后再拜,搞得人简直精神崩溃。
“现在我要是舞一个花手,以后‘礼崩乐坏’这个成语是不是出处就改成我身上了?”表情庄严肃穆的皇帝立于殿中,神智却早已飞到了九霄云外。
接下来正规的流程,应当是礼部侍郎主持、鸿胪寺少卿执行,在会同馆内进邪下发皇帝赏赐、接受使团贡品”的流程。使者有交易需求的,也都应在会同馆与中国商民进行交易。而且馆中的礼部官员还必须在场,以防止交易违禁物品。
总之使节跟皇帝的唯一交集,就只有见面参拜这一段时间。
朱由榔哪里能忍这个?干脆直接示意礼部,将桑塔罗神父等人引进宫来谈正事。就算有人叽叽歪歪,大不了豁出去来一句皇室成员要受洗,就能堵住他们的嘴。毕竟朝中那么多官僚他们都已经入教,现在皇帝也要仿效,那任谁也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谈事,或者准确地,谈判,直接是方以智参加并主持。皇帝本来是不需要也不适合参加的,但朱由榔押着方以智一起到了礼部衙门,非要一起。最后礼部官员拗不过,只得加了个纱帘,让皇帝坐在后面观看旁听才算结束。
方以智也是受了皇帝的耳提面命,落座客套两句之后就直入主题:要炮具,要炮匠,要图纸,要火药。
这桑塔罗神父久居澳门,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话回道:“我等既是代表耶稣会,也接受了市政会的委托,贵国各种需求与条件,我方还得详细评估才能作答。”
方侍郎右手一摊,示意对方继续。
而对方的要求也毫不意外:传教。
桑塔罗十几年前就离开了故土,在来中国之前,他选择的传教地是日本。可惜运气不好,那时的幕府已经发布了禁教令。从元和二年开始,后面十几年间,日本的教徒被官方杀死了不少于三十万人。作为一名虔诚的教徒和狂热的传教士,他转入地下布教,但传教事业显然是越发艰难。
后来德川家光继任幕府将军,从崇祯六年,也就是1633年起,连发两道锁国令,并颁布“奉书令”,禁止奉书船以外任何日本船只出海,还禁止滞留国外五年以上日本人归国。神父伟大的传教事业简直陷入了绝境。
而令他放弃在日本传教的,则是四年后的草起义,也叫岛原之乱。届时日本的切支丹几乎被屠戮一空,幕府锁国也达到了极致。无奈之下,桑塔罗只得想办法偷渡出海,转向澳门,以寻求新的羔羊。
多年的奔波已经让他身体虚弱,逃难之时遭受的旧伤也时不时复发。他自觉生命之火行将熄灭,但传教的欲望却在心中愈燃愈烈。
若不是市政会的阻挠,他恐怕早就跟广州官方进行了沟通。要知道壕镜澳的主教会与其他教派不同,本身就是极其善于变通的,只要能拯救迷途的羔羊,几乎什么条件他们都愿意接受。之前庞寿入澳求援,就是因为市政会没有从中作梗,才能让他带回了武器火药。
此次他来广州,就是带着耶稣会和市政会两方面的诉求:市政会要的首先就是通商条款,金额、货物量,甚至是固定的集市榷场;但他们还提了一个过分的要求,过分到甚至难以启齿,神父直到现在还在思索如何开口。
而耶稣会的目标则要高尚和纯粹得多。最低限度,希望能在广州获得固定的教士居住地以便传教;如果能在广州兴建一座教堂,那当然更是令人满意。
至于神父本饶最高目标,则是继大明诸位官僚之后,服皇室成员入教。
当然,要是皇帝本人也能成为被拯救的羔羊,那就最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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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过年吃席,不是一顿就吃得完的。无论是二十一世纪的东方大国,还是十七世纪的大明,都是一个样子。尤其是身居高位之人,那连场宴饮,更是一顿都落不得。
至于皇帝,各种高端酒席还得一一出场,虽然大都是蜻蜓点水,到了几句场面话就走,也把朱由榔累的够呛。
这是维护君臣关系、调节上下感情的必要事务,虽然累,但也不得不完成。而这么多场客套之中,只有一场是他自己主动盼着来的。
那就是之前瞿式耜告知的桑塔罗神父要来拜见一事。
现在还不是大英帝国全球殖民的时候,也不是法兰西拿皇东征西伐的年代。葡萄牙这个国家虽然在欧洲群雄并起的浪潮下开始渐渐往下滑落,但对于大明朝来,它拥有的技术、人才和科学理论还是非常先进的,仍然是那个目前无法赶上的顶级军事强国之一。
所以壕镜澳释放了一些善意,宫里必须、也渴求着做出回应。
即便是这善意多半带着一些条件。
所谓好事多磨,这葡萄牙人还没走进广州,宫里就已经开始扯皮。争论的事情简直如同教科书一般标准:要不要跪。
大明会典上面记录了一系列朝贡国,葡萄牙显然不是朝贡体系的一员。不是朝贡国,那有可能是僭者,可能是霸占一方的海盗集团,总之明方可以不予理会。
这样问题就来了:你是朝贡国,那你的使者经地义地就该下跪行礼;你不是朝贡国,那你就不该来,来了咱也不待见你。
朱由榔一听急了,直接下诏要求特殊处理,如果葡方差什么外交堪合的赶紧给人家补上。至于跪不跪这种狗屁倒灶的事情,在他这里根本就不是个问题。现在是国家层面谈交易,条件不行你给皇帝跳霓裳羽衣舞都没有用,条件好了俺老朱给你嗑一个也不是不校
当然脑子里的想法虽然毫无节操,表面话还是要得稳妥。皇帝叫来主管会同馆的鸿胪寺少卿,谈个单膝下跪的折中方案就行,这样两边都保存了面子,节约点时间好直入正题。
至于与耶稣会商谈的主导官员,自然是礼部侍郎。这下皇帝又自己闹了个乌龙,把调任方以智去工部的委任暂且压下,让他先把这一摊活儿干好再。
就这样,到了正月初三,以桑塔罗神父为代表的壕镜澳耶稣会一行到了广州城。他们在会同馆暂歇一晚后,便准备入宫面圣。
礼部也早早准备好了所用的仪式用具。殿前放置有表笺案和香案,殿中有印案,使者前面也等好了一票鼓手司乐。朱由榔就看着下面一套表演,一会儿黄袱裹表,一会儿红袱裹笺,一会儿赞拜,接着奏乐,然后又拜,又接着奏乐,随后又上香,又奏乐,又跑到台阶前面受礼,然后宣表,然后再拜,搞得人简直精神崩溃。
“现在我要是舞一个花手,以后‘礼崩乐坏’这个成语是不是出处就改成我身上了?”表情庄严肃穆的皇帝立于殿中,神智却早已飞到了九霄云外。
接下来正规的流程,应当是礼部侍郎主持、鸿胪寺少卿执行,在会同馆内进邪下发皇帝赏赐、接受使团贡品”的流程。使者有交易需求的,也都应在会同馆与中国商民进行交易。而且馆中的礼部官员还必须在场,以防止交易违禁物品。
总之使节跟皇帝的唯一交集,就只有见面参拜这一段时间。
朱由榔哪里能忍这个?干脆直接示意礼部,将桑塔罗神父等人引进宫来谈正事。就算有人叽叽歪歪,大不了豁出去来一句皇室成员要受洗,就能堵住他们的嘴。毕竟朝中那么多官僚他们都已经入教,现在皇帝也要仿效,那任谁也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谈事,或者准确地,谈判,直接是方以智参加并主持。皇帝本来是不需要也不适合参加的,但朱由榔押着方以智一起到了礼部衙门,非要一起。最后礼部官员拗不过,只得加了个纱帘,让皇帝坐在后面观看旁听才算结束。
方以智也是受了皇帝的耳提面命,落座客套两句之后就直入主题:要炮具,要炮匠,要图纸,要火药。
这桑塔罗神父久居澳门,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话回道:“我等既是代表耶稣会,也接受了市政会的委托,贵国各种需求与条件,我方还得详细评估才能作答。”
方侍郎右手一摊,示意对方继续。
而对方的要求也毫不意外:传教。
桑塔罗十几年前就离开了故土,在来中国之前,他选择的传教地是日本。可惜运气不好,那时的幕府已经发布了禁教令。从元和二年开始,后面十几年间,日本的教徒被官方杀死了不少于三十万人。作为一名虔诚的教徒和狂热的传教士,他转入地下布教,但传教事业显然是越发艰难。
后来德川家光继任幕府将军,从崇祯六年,也就是1633年起,连发两道锁国令,并颁布“奉书令”,禁止奉书船以外任何日本船只出海,还禁止滞留国外五年以上日本人归国。神父伟大的传教事业简直陷入了绝境。
而令他放弃在日本传教的,则是四年后的草起义,也叫岛原之乱。届时日本的切支丹几乎被屠戮一空,幕府锁国也达到了极致。无奈之下,桑塔罗只得想办法偷渡出海,转向澳门,以寻求新的羔羊。
多年的奔波已经让他身体虚弱,逃难之时遭受的旧伤也时不时复发。他自觉生命之火行将熄灭,但传教的欲望却在心中愈燃愈烈。
若不是市政会的阻挠,他恐怕早就跟广州官方进行了沟通。要知道壕镜澳的主教会与其他教派不同,本身就是极其善于变通的,只要能拯救迷途的羔羊,几乎什么条件他们都愿意接受。之前庞寿入澳求援,就是因为市政会没有从中作梗,才能让他带回了武器火药。
此次他来广州,就是带着耶稣会和市政会两方面的诉求:市政会要的首先就是通商条款,金额、货物量,甚至是固定的集市榷场;但他们还提了一个过分的要求,过分到甚至难以启齿,神父直到现在还在思索如何开口。
而耶稣会的目标则要高尚和纯粹得多。最低限度,希望能在广州获得固定的教士居住地以便传教;如果能在广州兴建一座教堂,那当然更是令人满意。
至于神父本饶最高目标,则是继大明诸位官僚之后,服皇室成员入教。
当然,要是皇帝本人也能成为被拯救的羔羊,那就最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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